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被迫改为重点进攻，矛头直指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意图通过缩短战线继续维持其战略上的攻势。

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等部约25万人的主力部队，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围攻。3月18日，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又一神来之笔——转战陕北。

中共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伊盟蒙汉支队（简称蒙汉支队）曾奉命在靖边县张家畔芦河渡口一线阻击马鸿逵的部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史称这次战斗为“芦河阻击战”或“无定河阻击战”。

关于这次战斗，蒙汉支队的一些老战士在回忆录中多有提及。但由于时隔多年等原因，导致大家对“芦河阻击战”的具体发生时间说法不一；同时学术界对这次战斗是否获得中央军委嘉奖令也存有疑问。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结合这场战斗发生的历史背景、亲历者的忆述以及其它相关资料，对“芦河阻击战”进行较全面的考证，以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

一、战斗名称

从现存历史资料来看，蒙汉支队的老战士在回忆文章中多把这次战斗称为“无定河畔阻击战”，如云成烈的《无定河畔阻击战》、田英秀的《戎马生涯十三载》、何有义的《转战伊盟》、陈春城的《三边纪事》等。但也有人把这次战斗称为“芦河阻击战”，如2021年靖边县新建的芦河阻击战纪念碑。

其实，这次战斗发生的具体地点在靖边县张家畔芦河旧渡口一带，而芦河是无定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因此，两种称谓都没有错，而以“芦河阻击战”命名似乎更具体、更明确。本文接下来将以“芦河阻击战”称呼这次战斗。

二、芦河阻击战发生的历史背景、次数

芦河阻击战发生在中共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靖边县期间。而伊盟蒙汉支队作为一支地方部队，能光荣参加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是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分不开的。

1947年春，国民党当局被迫收缩兵力向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战斗正式打响。为了统一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指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3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以后改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当日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中央军委作出这一决定时，伊盟蒙汉支队尚未成立，而隶属于陕甘宁边区的伊盟西部革命根据地也同样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云成烈在《无定河畔阻击战》一文中写道：“这个时候，紧靠陕北的伊克昭盟西部根据地，也受到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以及陕北土匪、还乡团和当地反动民族武装近二十万人的四面包围。为了保存实力，战斗在乌审旗和鄂托克旗的几支蒙汉武装连同党的机关，主动撤到陕北靖边县境内。不久，按照西北军区的指示，在伊盟盟委（应为伊盟工委）的领导下，原来分散的千余人马统一整编为蒙汉支队。”

时任伊东工委书记的高增培同志回忆说：“1947年3月下旬，形势很紧张。但因三边地委命令死守，不能退却。我们就准备死守城川……到4月5日，我们得到了三边的确实情报，说八团受了挫折，三边地委已经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定边既然已经撤退，我们大概也可以撤。于是，我们也撤出了城川……由于形势的需要，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不搞部队建设不行了。5、6月间我们成立了蒙汉支队……”

高平同志的回忆是：“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下，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胜利之后，又挥师陇东。为了适应目前三边地区斗争形势的需要，迎接将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活动于靖边附近的几支伊盟蒙汉武装，撤到张家畔集中进行整编和整训，建立了统一的民族武装部队，实行军政统一领导，由三边军分区和伊盟工委指挥。”

上述资料证实，芦河阻击战发生前，伊盟过去几支分散的革命武装，已经通过整编整训合并为伊盟蒙汉支队。部队实行军政统一领导，无疑使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在组织领导上由三边军分区和伊盟工委指挥，畅通了接受更高级别军事指挥机构指挥的渠道，使伊盟蒙汉支队在陕北战场上自始至终能与主力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芦河阻击战就是一个典型战例。

翻开众多参战者的回忆录，我们意外发现：芦河阻击战不只发生一次，而是两次。两次战斗间隔的时间比较短，仅有几天。

关于芦河阻击战，蒙汉支队的老战士张贵斌是这样描述的：“6月间，马鸿逵的二十团进犯张家畔，伊盟蒙汉支队指定我们一大队一中队坚守张家畔阵地，要求‘人在阵地在’。因为张家畔是各个渡口的要塞，其他渡口水深有淖，敌人不易涉水过河。战斗打响后，伊盟蒙汉支队避开正面之敌，分配两个中队迂回侧击。敌人当时并不知道我军虚实，所以心有余悸，害怕落入圈套，因此，慌忙撤退。……没过几天，马鸿逵的十九团、二十团、靖边县的还乡团，真的又来进犯。伊盟蒙汉支队给我们一中队的命令是：要誓死坚守无定河张家畔渡口，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其他蒙汉支队的老战士也有类似的回忆。

现在人们常说的“芦河阻击战”，大都指第二次阻击战。这次阻击战十分惨烈，敌我双方在芦河渡口进行了血战，“蒙汉战士的鲜血洒在了长城脚下，芦河两岸。”

高平、云成烈、云照光、张贵斌、田英秀、郭建勋、陈春城、何有义等蒙汉支队的老战士，在回忆录中都对第二次芦河阻击战进行了描述，很多人都提到两位牺牲的战友秦子华、雷明利。

田英秀《转战伊盟》一文记载：“整编后，我们在支队领导下，在靖边南山一带打了很多仗。然而，最使人难忘的还是无定河畔的两次阻击战。”

郭建勋《往事断想》：“1947年农历4月下旬的一天，马鸿逵的骑兵团占领了张家畔。张家畔街东有一条河，名叫芦河，河上有一座东、西桥。敌人想从这座桥上冲过来，妄图在瓦窑一带歼灭我蒙汉支队。为了阻击敌人抢渡过桥，支队司令部命令一中队在桥东奋起迎敌。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由于敌人抢占了桥西岸口的寨堡，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但他们三次抢渡芦河大桥，均被我一中队猛烈的炮火击退。在这次战斗中，英勇善战的秦子华、雷明利二同志光荣地牺牲在阵地上。”

何有义《转战伊盟》：“不几天，敌人又向我们进犯来了。这一次，支队司令部给我们中队的命令是：要不惜牺牲一切坚守阵地，击退敌人，绝不能让一个敌人渡过无定河来！”

云成烈《无定河畔阻击战》：“我们刚看完地形，支队部派通讯员叫我和中队长贺福财同志去开会。会开得很简短……高增培政委接着说：‘你们立即回去准备战斗，在战斗中尽量抢修工事。这次作战任务十分艰巨，上级命令我们，只要有一个人在，就不能让敌人通过无定河。你们要知道，这次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危！’”

云照光《在战火中成长壮大》：“我们渡过河，从敌人背后、侧翼，猛插下去，这个大胆的、突然的动作，使敌人摸不着头脑，慌乱了，动摇了。一中队趁势发起了反击，冲过河西，把敌人从张家畔街赶出去。敌人的一个副团长被打死了，全线溃退了。这也是马鸿逵部的一个战斗‘特点’，每当领头人有伤亡，便马上撤退，以后的数次战斗，都证明了这个奥妙的新战术。”

……

可见，芦河阻击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连进行了两次，第二次战斗尤为激烈，敌我双方在张家畔渡口发生血战，马鸿逵部队一反常态，拼死欲冲破我蒙汉支队的防线，直到其指挥官被击毙，同时突然遭到我军渡河侧击，才最终溃败。

三、第二次芦河阻击战时间考辨

关于第二次芦河阻击战到底发生在1947年几月几日，由于时隔多年，当年的亲历者根据自己的记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下面，我们用表格的方式将这些时间点一一列举出来，以便分析。

姓名	时任职务	回忆录名称	所述第二次 芦河阻击战发生时间
高增培	伊盟工委书记、伊盟蒙汉支队政委	《回忆伊盟的革命斗争》	6月下旬
高平	伊盟蒙汉支队副司令员	《塞外烽烟》	5月20日
云成烈	第一骑兵大队一中队副指导员	《无定河畔阻击战》	这年夏季。一弯镰刀似的新月悬挂在低垂的夜空（头天晚上）
云照光	文书	《在战火中成长壮大》	初夏
郭建勋	第一骑兵大队二中队指导员	《往事断想》	农历4月下旬一天
何有义	第一骑兵大队一中队战士	《转战伊盟》	大约在5月间吧
张贵斌	第一骑兵大队一中队战士	《烽火草原十二年》	6月间
陈春城	战士	《三边纪事》	无
田英秀	战士	《戎马生涯十三载》	无

关于第二次芦河阻击战到底发生在1947年几月几日，由于时隔多年，当年的亲历者根据自己的记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下面，我们用表格的方式将这些时间点一一列举出来，以便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1947年农历闰2月，公历5月对应的是农历的三、四月份；公历6月对应的是农历的四、五月份。郭建勋所说的农历4月下旬，为公历的6月7—17日。

通过归纳可以发现，记忆中认为发生在5月份的有2人，发生在6月份的有3人，其余4人没有指明具体时间。

靖边县芦河阻击战纪念碑碑文介绍：“1947年5月20日，马鸿逵部与冯海潮还乡团兵分两路向张家畔进攻，企图越过芦河渡口南下合围中共中央机关总部。”

碑文记述时间，与蒙汉支队副司令员高平同志的回忆时间相同。

但笔者认为，第二次芦河阻击战发生在1947年5月20日的可能性不大。理由如下：

第一，5月20日党中央、毛主席的处境并不危险，伊盟蒙汉支队没有必要与数倍于己的敌人硬拼。1947年5月4日，我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战役的胜利，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万人庆祝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讲了话，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旧留在陕北。直到5月21日，西北野战军才从安塞地区分路西进，准备发起陇东战役。

5月20日，党中央、毛主席仍在王家湾居住，与西北野战军主力近在咫尺，处境并不危险。

危险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时任中央前委机关参谋长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6月7日下午，我们从不同渠道得到情报，胡宗南部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四个旅，外加整编一军军长董钊的半个旅，沿延河北进，准备突袭王家湾，敌人的先头部队离王家湾只有几十里山路了”“毛主席遇到了转战陕北期间的最大一次危险”（摘自《叶子龙回忆录》第105页）。

第二，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胡宗南计划利用马鸿逵的部队配合刘戡所部突袭王家湾，实现南北合击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目的，就需要在时间上步调一致。而事实上刘戡所部6月7日才向王家湾发起进攻，怎么可能命令马鸿逵的部队5月20日就提前行动，暴露作战意图抑或孤军作战呢？

因此，芦河阻击战发生在1947年5月份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发生在6月，发生在西北野战军主力远离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陇东战役期间。

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蒙汉支队这一时期的行动轨迹，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1947年3月，胡宗南国民党军事集团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4月2日，马鸿逵集中八个团的兵力向定边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定边城很快失守，毗邻的伊西革命根据地也危在旦夕。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分散在鄂托克、西乌审的我党几支蒙汉武装力量，被迫撤离伊西根据地，转移到靖边县境内开展游击斗争，三个月后才随主力部队返回。芦河保卫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

高增培回忆说：“到4月5日，我们得到了三边的确实情报，说八团受了挫折，三边地委已经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定边既然已经撤退，我们大概也可以撤。于是，我们也撤出了城川……我们从撤离到回来，恰好是三个月……我们于7月5日率蒙汉支队回到城川。”（摘自高增培《回忆伊盟的革命斗争》）

高平回忆说：“从4月5日撤出城川，到现在不过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而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摘自高平《塞外烽烟》）

其他蒙汉支队老战士的回忆也基本相同。

因此，可以肯定：两次芦河阻击战是发生在1947年4月5日至7月5日之间的。

而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4月份蒙汉支队尚未成立，伊东工委、伊西工委还在分头行动。虽然4月12日三边地委已向西北局提出合并伊东工委、伊西工委的请求，但因战事紧急，显然无法立即落实。（据1947年4月12日三边地委吴、朱、赵给西北局的报告《保四营叛变及伊工委组成》）

伊东工委、伊西工委会合后，成立了伊盟工委，高增培任书记、周仁山任副书记。

关于这段历史，高增培回忆说：“游击到一个月头上，周仁山、韩是今、马富纲、马良诚等同志，带着伊西工委通讯排三十多人，从定边南山转了下来，与我们合在一起……5、6月间成立了蒙汉支队”。

周仁山则在日记中对蒙汉支队何时成立，给出了更精准的答案：“5月13日，增培同志指示讨论（一）西乌部队（二）基本力量合编（三）恢复和开展外部工作”。

这就充分说明：5月13日是伊盟工委提出整编整训几支分散武装力量，着手合并成立伊盟蒙汉支队的最早日期。高增培“5、6月间我们成立了蒙汉支队”，虽然说得笼统，但十分符合实际，反映了部队整编、整训并不简单，需要一个磨合和适应的过程。

而芦河阻击战发生时，部队的命令是以蒙汉支队名义下达的，这点毫无疑问。结合5月份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一直在王家湾驻扎，没有遭遇大的危险，笔者认为：芦河阻击战应该发生在6月，发生在蒙汉支队整编整训基本完成以后，发生在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遭遇最大一次危险的时候。

高增培、高平、云成烈等亲历者的回忆也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个推测。

高增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张家畔游击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胡宗南集中八个旅，朝靖边一带围剿上来了，已经到了靖边县南面的四大要险，东线指挥部总指挥王子壮（应为王子庄，时任三边军分区东线总指挥），就把我和高平等同志叫到一起，共同研究怎样跳出敌人的这个包围圈。敌人这次上来，可能是企图跟马鸿逵配合。马鸿逵在柠条梁驻着一个骑兵旅、两个团，一千多骑兵。他们从南北两面一合围，那我们就得被敌人吃掉。我们至少要跑出一百五十里，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就确定连夜向南撤退。我们跑了一个通宵，早饭前后跑到了季家滩，准备吃完早饭再继续跑。”

“我们一面休息，搭锅造饭；一面派人向南侦察，看敌人到了哪里。离我们驻地南面十多里有个天赐湾。我们的侦察员到了天赐湾，那里刚刚驻下一支部队，是我们的队伍。我们的侦察员，在这支队伍里认出了毛主席。他一见是毛主席带着队伍在那里驻着，赶忙向我们汇报，说是毛主席到了天赐湾。于是我们马上就派人去联系。他们那时叫十五支队，毛主席化名叫李战胜，人们都称他李老。毛主席身边只带着一个警卫团，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同志都在一起。是十五支队的参谋长跟我们联系的。他们问我们有多少兵力，我们说连蒙族同志都算上才有二三百骑兵。他叫我们不要管南面的胡宗南，胡宗南马上就会撤走的，给我的任务主要是警戒北面的马鸿逵，不要叫他们过来袭击十五支队。我们领受了这一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光荣任务，决心警戒柠条梁方面的马鸿逵骑兵。”

“当时人家说得很清楚，南面的敌人很快就会撤退。我们想，按道理南面的敌人跟马鸿逵汇合以后才会撤退，既然毛主席他们这么说了，那必然是有把握的事情。于是我们就派人到北面侦察。没过几天，胡宗南的部队真的撤了，我们对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有了进一步的领会。”

高平在回忆第二次芦河阻击战时写道：“五月廿日，马鸿逵骑兵二十旅的十九团和靖边县还乡团共五百余骑兵，趁我主力西向，配合刘戡四个半旅的兵力，骚扰我南山根据地，来势异常凶猛。而毛主席住的天赐湾，离张家畔仅仅四十华里。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不能让敌人跨过芦河一步。”

时任伊盟工委书记、蒙汉支队政委的高增培和时任蒙汉支队副司令员的高平，当时是伊盟蒙汉支队的核心决策人物，掌握着最高机密。他们的回忆最具权威。两位革命前辈在回忆中分别提到毛主席刚刚到达天赐湾和住在天赐湾，这就给我们判断两次芦河阻击战的具体时间提供了最具权威的参考依据。

毋庸置疑，因为年长日久，亲历者在撰写回忆录时有些事情不可能记得完全准确。如高增培对敌军兵力的记忆有误，高平对第二次芦河阻击战发生时间的记忆有误。正因如此，才需要我们综合各方面的历史资料，通过相互对比、印证，以便找到最准确的答案。

从高增培的回忆可以看到，国民党胡宗南所部五个半旅1947年6月上旬奔袭王家湾的时候，伊盟蒙汉支队已获得了情报。当时东线指挥部总指挥王子壮（王子庄），把高增培和高平等同志叫到一起，起初研究出的对策是向南转移一百五十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转移途中在季家滩宿营时，派出向南侦察的侦察员发现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十五支队）刚刚在天赐湾驻下，通过与十五支队参谋长联系，接受了向北警戒马鸿逵骑兵的任务。于是，蒙汉支队就掉头向北折返，在芦河张家畔渡口一线严阵以待，以有我无敌的决心阻击马鸿逵所部过河，最后成功粉碎了胡宗南合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企图。

众所周知，现在公开的党史资料表明：当时中央前委机关叫“九支队”，毛主席的化名叫“李得胜”。但高增培在回忆录中却说“他们那时叫十五支队，毛主席化名叫李战胜，人们都称他李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高增培同志的回忆录有问题呢？2000年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为我们解答了这个谜团。

时任中央前委机关（九支队）参谋长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九支队的代号只在内部使用，对外使用的代号很多。比如靖边、安塞一带深山区里的一些老人们津津乐道的‘四十五团’就是这支队伍”（《叶子龙回忆录》第101页）。

高增培同志当时联系的参谋长应该就是叶子龙，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印证，就是十五支队的参谋长当时告诉高增培不要管南面的胡宗南，胡宗南马上就会撤走的。这位参谋长之所以这么肯定胡宗南马上会撤走，除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报工作。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到：“接近中午的时候，来到天赐湾村。毛泽东来到一位姓马的村民家。毛泽东命令：‘休息一下!’……这时，我接到报告，一批国民党兵正在向天赐湾方向运动，现在大墩梁吃饭休息。对此，我们已接到从胡宗南处发来的内部情报，追击毛泽东的部队将于明天全部撤走，执行别的任务”（《叶子龙回忆录》第110页）。

胡宗南所部第二天撤走的情报在当时是绝密，不可能将情报来源告诉高增培。现在我们把高增培同志的回忆录和叶子龙同志的回忆录放在一起印证着读，一些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事情马上就变得格外清晰、顺理成章了。

据《汪东兴日记》《叶子龙回忆录》等历史文献资料记载，胡宗南命令刘戡率部突袭王家湾的时候，中央前委机关和毛主席紧急转移的线路如下：

6月7日下午，刘戡率清剿部队逼近王家湾；

6月8日临晨三时，中央前委和毛主席离开王家湾西行，中午到达小河村休息几个小时，接着冒雨连夜向天赐湾前进；

6月9日上午，中央前委和毛主席到达天赐湾；

6月16日，中央前委和毛主席离开天赐湾，启程重返小河村；

6月17日，中央前委和毛主席到达小河村；

8月1日，中央前委和毛主席离开小河村。

按照上述时间和地点推算，蒙汉支队两次芦河阻击战大概发生在6月9日至17日之间。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就能够解释得通两次芦河阻击战间隔的时间为什么仅有几天，也能够解释得通马鸿逵的部队为什么要拼死攻夺芦河渡口，其原因就是在执行胡宗南的严令，企图配合刘戡所部渡河夹击党中央和毛主席！

回过头来再看高增培、云成烈、云照光、郭建勋、张贵斌等人的忆述，对第二次芦河阻击战发生时间的记忆基本都接近这个时间段。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郭建勋所说的农历4月下旬，即公历的6月7—17日，正是党中央、毛主席离开王家湾，途经小河村转移到天赐湾，最后从天赐湾返回小河村的时间。

云成烈《无定河畔阻击战》一文，有很多细节性描写，为我们进一步确定第二次芦河阻击战的具体时间提供了依据。

他说这年夏季，蒙汉支队“应西乌审巴图湾人民的请求，严惩了奇玉山匪帮，傍晚正欢庆胜利的时候，支队电台收到西北军区急电，命我支队于次日临晨五时前，火速赶到靖边县张家畔无定河以东一线，占领阵地，组织防御，遏制马匪骑兵偷袭我总部的企图。巴图湾距张家畔一百华里，限一夜赶到，确有困难；何况部队打了一天仗，指战员连晚饭都没吃。但是，战斗任务急如星火，支队部来不及开动员会，就下令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目的地进发。星光灿烂，万籁俱寂，一弯镰刀似的新月悬挂在低垂的夜空。”

这段叙述，需要我们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当时伊盟蒙汉支队已经有了电台。第二，第二次芦河阻击战前一天的晚上，月亮像镰刀一样，低垂在夜空，而这种月相只有农历的月初、月底有，且二者出现的时间、方位不同。

云成烈在《无定河畔阻击战》一文中还提到，战斗结束第二天，支队政委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嘉奖令，大家纷纷请求回电表决心，但高增培政委告诉大家“党中央和毛主席昨晚已安全转移了”。

根据叶子龙、阎长林等人的回忆，毛主席于1947年6月16日离开天赐湾，6月17日到达小河村。当时为了保密，中央机关多采取夜间行军的方式转移。联系高增培所言，就可以确定第二次芦河阻击战发生在1947年6月16日。

1947年6月16日，农历是四月廿八日。云成烈所说夜晚急行军，正是农历廿七日傍晚至廿八日凌晨。这晚的月相：月亮深夜12点左右从东南方缓缓升起，天明时隐去。部队从巴图湾到张家畔，是由北到南行军，深夜的月亮正好像一弯镰刀，悬挂在战士们左前方的夜空。而如果是农历的月初，月亮就会傍晚升起，出现在战士们右后方的天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二次芦河阻击战应该发生在1947年6月16日，而不是1947年5月20日。

四、第二次芦河阻击战是否收到中央军委嘉奖令 

从现有文字资料来看，只有云成烈的《无定河畔阻击战》一文详细叙述了嘉奖令收到的时间、内容，以及当时的情景。另外，云照光在2023年3月24日接受笔者采访时，也肯定了嘉奖令的真实性。

下面，我们先看一看云成烈的回忆：

“第二天早饭后，支队部召开干部会议，高副支队长进行了战后讲评，高政委宣读了党中央、军委对我们支队的嘉奖令。嘉奖令中说：你们支队这场战斗打得很好，粉碎了敌人偷袭党中央和军委总部的阴谋。你们胜利而光荣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任务，毛主席问你们好，并通令嘉奖你们全体指战员！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胜利！”

“当高政委念完嘉奖电令后，不少人焦急地问党中央、毛主席在哪里。高政委脸上充满自豪的微笑。他告诉大家：‘昨天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我们东面的王家湾，距我们这里只有十余华里。昨天我们战斗时，总部还常来电指挥呢！’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这个消息，给人们带来莫大的鼓舞。大家异常兴奋地说：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只要我们在这里，任何敌人都别想从西面来袭击党中央、毛主席！大家还纷纷请求支队快给党中央发电报。这时，高政委又微笑着告诉大家：‘党中央和毛主席昨晚已安全转移了’”。

云成烈在回忆中肯定了嘉奖令是以电令形式发给伊盟蒙汉支队的，这与阻击战打响前“支队电台收到西北军区急电”一样，说明当时蒙汉支队已具备收发电报的条件。赵通儒、高增培、周仁山等人的回忆都证实了这一点。

赵通儒解放初在回忆“乌拉尔林事件”时，有这样一段记述：“野司来电，要我们进兵红石峡，复电‘太远！王府不解决，不行。’又来电要解决王府，复以须增兵。先允八团炮兵营来，后改绥南独立旅新起义之王永清率所部来。高增培又转来西北局各种指示电，阅后，交杨林、李友竹、徐子猷、曹布诚传阅，焚之”。（摘自2021年《延安文学》第5期“陕北党史回忆录·连载四，作者赵通儒”）

“乌拉尔林事件”发生在1946年9月13日，赵通儒遭到敌人诱捕前是伊盟工委书记。他的回忆文稿证实了伊盟工委早在1946年就能与野司、西北局通过电报直接联系。

而中央军委1947年3月16日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因此，伊盟蒙汉支队收到西北军区急电符合情理。

那么，高增培所说的“昨天我们战斗时，总部还常来电指挥”，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呢？

汪东兴在1947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晨五时，我和张政委率领精干的全副武装的三连离开田茨湾，沿着敌军退路一路侦察前进，……很快前委复电示：‘不要尾追敌人，而在安塞、延安之间开展游击活动。已电告安塞、延安地区有关游击队，配合你们行动’。”

这则日记讲得很清楚，中央前委直接以电令形式命令安塞、延安地区有关游击队，配合汪东兴行动。这就说明，转战陕北期间，中央前委有时会根据战况直接和地方部队联系。那么，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直接指挥伊盟蒙汉支队作战更在情理之中，战后通电嘉奖也符合常规做法。

已95岁高龄的云照光老人，2023年3月24日在呼市家中接受采访时，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实录）：“芦河战斗不是一般的战斗，了不起啦！以少胜多，坚决打退敌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离芦河挺近啊，就在小河，挺近，必须打到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得打到底，这是命令！两个嘉奖，警备团首先来个嘉奖令，以后是毛主席、党中央一个嘉奖令。因为这个仗打得相当好，以少胜多，把敌人打退了，党中央、毛主席安全了。打得好！”

这位曾亲身参加过芦河阻击战的老前辈，对当年的战斗场景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提到当年战斗中牺牲的两位同学——秦子华、雷明利，老人的眼眶中忍不住泛起了泪花。老前辈的话再次证实了嘉奖令的存在，并且证实了嘉奖令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先是中央警备团的，接着是党中央、毛主席的！

芦河阻击战胜利后不久，在党的领导下，伊盟蒙汉支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伊盟支队。这支队伍越战越勇，驰骋在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上，为伊克昭盟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今天我们重新考证芦河阻击战，不仅是为了探索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要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但因我们掌握的史料有限，老同志们的回忆有时难免有误，所以考证的结果还可能存在偏差，在此恳请社会各界予以批评指正，也期待有更多的史学者共同研究探讨这一问题。

芦河阻击战的英雄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参考书目：

1、《伊盟革命回忆录》（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第六辑）

2、《云照光文集》（卷五·回忆与散记）；

3、《汪东兴日记》（1993年9月第1版）

4、《叶子龙回忆录》（2000年10月第1版）

5、《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阎长林•1983年12月第1版）

6、《西北高原帅旗飘》（龙飞虎·1978年12月第1版）

7、《毛主席转战陕北革命纪念地》（陕西美术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8、《周仁山工作笔记》（1947年4—6月）

9、2021年《延安文学》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