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北一部分中共党员在桃力民地区坚持革命活动

史仙舟、杨子华、韩是今等陕北籍中共党员，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进入桃力民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37年7月，史仙舟、杨子华、韩是今等共产党人与地方大户越兆仁、杭寿春商量，提出要共同抗日，通过合法手段建立抗日自卫队。12月，经过努力，获准建立桃力民抗日自卫军，越兆仁为司令，史仙舟为副司令，韩是今为参谋长，杭寿春为副官。1938年，国民党军第三旅旅长孟文仲带兵进驻桃力民，协助桃力民自卫军抗日。

共产党人史仙舟、杨子华、韩是今等在桃力民地区的革命活动，为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日本侵略的阴影下，好多人觉得单凭桃力民的民间武装不足以保障家乡安全。为了保卫家乡，很多人要求请正规武装力量到桃力民做靠山。韩是今、杨子华等中共地下党员便顺势推动，发动群众力邀八路军进驻桃力民，并派人前往陕北，和共产党建立了关系。

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37年冬，日伪军八师侵占了杭锦旗营盘，并经常下乡骚扰，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他们平均每周到农村抢劫一次，把老百姓的粮食、肉食、衣物，能拿到手的都抢个一干二净。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中共党员先是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村户联防，然后安排自卫军严密侦察日伪军的动向，掌握他们的活动规律。只要敌人一出动，附近几十里村庄的老百姓就都能接到报警信号，躲的躲，藏的藏，敌人再也抢不到东西。如果日伪军出来的数量少，自卫军还要瞅准机会打敌人的伏击。有一次，日伪军派30多个骑兵护卫着一辆卡车，在桃力民西壕的君呼图庙宿营。他们原来准备抢完东西再回营盘。接到情报后，自卫军组织了一小队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摸进了敌人停放汽车的院子，扔出几捆手榴弹，把敌人炸得懵头转向，四散奔逃。敌人怕再吃大亏，逃回了大本营。停在庙里的那部卡车，便成了战利品。经过这一次突袭，原来有恐敌思想的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军力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中国人是能够打败日本人的，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三、八路军进驻桃力民地区

绥包失守后，鄂尔多斯处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中，成为阻止日本侵略者继续西进的前沿堡垒；担当了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并且是延安联通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沟通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际通道的重要节点。日伪、国民党和我党都十分重视这一地区。当时鄂尔多斯的抗日形势和政治局势非常严峻，人心不稳，已经有一些蒙古王公投日。为了稳定抗日局势，保障陕甘宁边区的北边门户，同时顺应桃力民地区的民意，中共中央决定在鄂尔多斯桃力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蒙工作委员会，并派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也叫老骑兵团）随工委进入桃力民地区。工委书记白如冰，秘书长高增培，组织部长李衡，宣传部长兼蒙民部长赵通儒，军事部长于占彪，青年主任白成铭，妇女主任白凌云，委员有云泽（乌兰夫）等。6月，中共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到达桃力民地区。绥蒙工委对外不公开，名义上叫八路军骑兵团政治部，白如冰是主任，其他人是政治部工作人员。9月，从红军大学、西北党校、中央民族学院抽调了100余名学员，组成一个骑兵连，开赴桃力民，并入先到的骑兵团，进一步加强了工委直接领导下的军事力量。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长驱直入鄂尔多斯腹地，奔赴抗战第一线，对稳定鄂尔多斯各旗各界人士的抗战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1938年6月，中共桃力民工委成立，书记白成铭，委员白凌云、张治华、杨子华、薛向晨（后以叛徒对待）、王得胜等5人。桃力民工委组建后，利用抗日动员会这个公开组织，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发展地下党员、筹备武装力量。从1938年7月开始，白成铭、张治华深入到发生饥民闹粮斗争的木凯淖尔，首批发展了苦大仇深的曹仓、曹生如、李金贵3名党员。白成铭、张治华调走后，李席昌等从延安中央党校出发，经榆林来到桃力民地区，接替党务工作。至10月份发展了第二批党员，建立了木凯淖尔党支部，曹仓任支部书记，李金贵、曹生如任委员。12月底，又发展了第三批党员。上述三批共发展了28名党员。桃力民工委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输送兵员、动员青壮年参战方面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仅木凯淖尔地区就输送了王福德、贺忠海、高苟朴、乔玉明、刘红才、郝连小、慕福考、曹桂兰等10余名青年男女参军。1939年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调整桃力民工委领导，王得胜接任书记，杨子华为委员。

绥蒙工委抓紧进行建党、建政、建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38年秋，建立起党、团支部30多个。乌素其日嘎、高劳其日嘎、小湖、阿木尔龙贵、脑高岱、巴拉亥等地，都建立了党、团支部。仅桃力民周围，就有木凯淖尔、大克泊尔、木花尔稍、红石头井、五台塔并等5个支部，50多名党员。发展党员均经过严格审查，秘密进行。当时审查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家庭出身历史和主要社会关系，另一条是对党的认识和阶级觉悟。审查基本合格后，再派他完成几次侦察任务，进行考验，然后口头审批，不履行任何文字手续。由于党的工作做得扎实、深入，群众对党、对八路军有很深的感情，所以纷纷要求参加自己的队伍。工委十分重视党、团、青、妇的地方骨干力量。是年秋，桃力民动委会（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的简称，后改为抗敌后援会）选送郝文广、刘文斌等三位当地青年到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

1938年冬，中共中央任命白如冰为绥远省委书记，他带领于占彪、白成铭、白凌云等同志去了大青山根据地。李衡调回了延安。骑兵团也调回陕甘宁边区，只留下一个通信排。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任命赵通儒为书记。对外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驻伊克昭盟联络参谋处，赵通儒是上校联络参谋。陕甘宁边区党委先后派来徐子猷、王万义、李维新、牛刚任工委委员。当时在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三师任政治部主任的云泽同志（乌兰夫）也任工委委员。后套工委划归伊盟工委领导。1939年冬，赵通儒调回延安，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刘瑞森为伊盟工委书记。1940年冬，刘瑞森调回延安，杨一木接任伊盟工委书记。

骑兵团调回陕北以后，伊盟工委在通信排的基础上建立了骑兵三营。牛刚任营长，后由宋飞接任营长。兵源在中滩、黄河沿岸一带解决，每招够一个连，便带回乌素其日嘎进行训练。以抗敌后援会名义，用募捐和收商业税的办法，筹集来一笔经费，购置了一个骑兵营的枪支、弹药、马匹、鞍具。这个营在后来的对敌作战和保卫根据地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桃力民地区不仅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驻伊克昭盟联络参谋处（伊盟工委）和骑兵营，还有新三师、马占山部队（驻扎在府谷哈拉寨）、傅作义的部队。还有从热河撤退过来的国民党姜明远的部队，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的蒙古抗日游击军等。这些友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有程度不同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虽然和共产党在政治路线、奋斗方向等根本问题上完全不同，但在爱国、抗日、不当亡国奴这个问题上，却有共同的语言和基本一致的行动。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和他们搞统一战线，把他们拉过来，团结住，从而扩大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也是当时伊盟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

绥蒙工委为了加强对伊克昭盟、河套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在组建桃力民工委的同时，一方面派于占彪带领边万富进行远征武装宣传，一方面责成狄敏达任编辑，创办了《绥蒙抗战报》（油印），举办“干部训练班”，给后来组建包（头）固（阳）工委和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创建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推进绥远工作的大本营，是抗击日寇的前沿核心阵地，是保卫延安的屏障，是大青山及河套工作与延安党中央联络的桥梁与纽带。杭旗鄂旗这片以桃力民为中心的土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发展为一块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决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着眼，把桃力民地区作为抵御日寇的根据地，既是英明决策，亦是历史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