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号召内蒙古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不论是王公贵族或平民奴隶，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就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的。

桃力民是蒙古语“查汉桃日莫”的音译名，汉意是“向阳的泥壕”。清末民初开始，汉族移民入驻耕作。汉族居民根据蒙古语“桃日莫”的发音，音译地名为“桃力民”。桃力民与桃力民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桃力民是原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下同）鄂托克旗早梢乡的一个自然村，桃力民地区是指以桃力民村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一大片地方。1940年，国民党绥远省第三专员公署（设在东胜）在桃力民设办公室（在木花尔稍办公），把桃力民地区分为3个区，开始对桃力民地区实行管辖。1943年5月，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撤销绥远省第三专员公署桃力民办公室，设立桃力民办事处（三级县制）。新中国成立后，撤消桃力民行政区划，其地分别划归原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和杭锦旗。

（一）桃力民和桃力民地区

桃力民地区原是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杭锦旗的牧地。从清朝末年开始放垦，几十年间扩展为桃力民地区：东至杭锦旗夭斯图李元则圪坦、阿门其日嘎的呼日嘎其古、查汗淖尔；西至鄂托克旗巴音淖尔的公盖其日嘎、小湖；南至木凯淖尔的旧庙湾、额克尔梁，杭锦旗四十里梁的察哈尔乌素、胜利的高启祥村；北至鄂托克旗早稍的四眼井、公其日嘎的其劳图村，杭锦旗夭斯图的脑高岱村、特拉沟、吉尔嘎朗图。到1943年，桃力民地区又有所扩大，其边沿东至达拉特旗，西至鄂托克新召，南至伊旗通格朗和乌审旗黄陶老亥，北到公其日嘎木乎什拉村。1949年时居住农户达8300户，有5.8万人。桃力民的外围地区，则包括杭锦旗、鄂托克旗、东胜西区、达拉特旗的大部分地区，郡王旗、乌审旗的一部分地区。这个外围地区大约有3万平方公里，有30万各族人口，有100多万亩耕地，牛、马、骆驼、羊100多万头只。

桃力民的位置在鄂尔多斯中心地区，便于向四面辐射，是一个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二）抗日战争前夕桃力民地区社会环境

1.木肯淖尔的饥民暴动

1936年，桃力民地区大旱绝收。翌年初开始，前一年饥荒的影响更加严重，好多人家断顿，处于死亡边缘。饥民们为了活命，在王氏三兄弟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向当地十八家大户借粮，如不给借，就强行开窖。十八家大户，集结地主武装，抓去饥民首领4人，严刑拷打，逼问是否红军指使干的。饥民闻讯，集结起几百人，冲进大户的庄园，营救自己的带头人。双方展开搏斗，饥民被打死3人，受伤多人。国民党东胜县当局调集杨七寨子的保安团前去镇压，将饥民们全部抓起，一一拷问，索得保金后才予释放，从中发了一笔大财。

轰轰烈烈的饥民起义，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了。但是蕴藏在饥民心中的怒火是扑不灭的。经过血的教训的饥民，深深体会到要想报仇雪恨闹翻身，光凭硬打硬拼是不行的，必须找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才能获得解放。这样就为桃力民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2.陕北一部分中共党员在桃力民地区坚持革命活动

史仙舟、杨子华、韩是今等陕北籍中共党员，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进入桃力民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1937年7月，史仙舟、杨子华、韩是今等共产党人与地方大户越兆仁、杭寿春商量，提出要共同抗日，通过合法手段建立抗日自卫队。12月，经过努力，获准建立桃力民抗日自卫军，越兆仁为司令，史仙舟为副司令，韩是今为参谋长，杭寿春为副官。1938年，国民党军第三旅旅长孟文仲带兵进驻桃力民，协助桃力民自卫军抗日。

共产党人史仙舟、杨子华、韩是今等在桃力民地区的革命活动，为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日本侵略的阴影下，好多人觉得单凭桃力民的民间武装不足以保障家乡安全。为了保卫家乡，很多人要求请正规武装力量到桃力民做靠山。韩是今、杨子华等中共地下党员便顺势推动，发动群众力邀八路军进驻桃力民，并派人前往陕北，和共产党建立了关系。

3.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37年冬，日伪军八师侵占了杭锦旗营盘，并经常下乡骚扰，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他们平均每周到农村抢劫一次，把老百姓的粮食、肉食、衣物，能拿到手的都抢个一干二净。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中共党员先是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村户联防，然后安排自卫军严密侦察日伪军的动向，掌握他们的活动规律。只要敌人一出动，附近几十里村庄的老百姓就都能接到报警信号，躲的躲，藏的藏，敌人再也抢不到东西。如果日伪军出来的数量少，自卫军还要瞅准机会打敌人的伏击。有一次，日伪军派30多个骑兵护卫着一辆卡车，在桃力民西壕的君呼图庙宿营。他们原来准备抢完东西再回营盘。接到情报后，自卫军组织了一小队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摸进了敌人停放汽车的院子，扔出几捆手榴弹，把敌人炸得懵头转向，四散奔逃。敌人怕再吃大亏，逃回了大本营。停在庙里的那部卡车，便成了战利品。经过这一次突袭，原来有恐敌思想的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军力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中国人是能够打败日本人的，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三）八路军进驻桃力民地区

绥包失守后，鄂尔多斯处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中，成为阻止日本侵略者继续西进的前沿堡垒；担当了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并且是延安联通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沟通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际通道的重要节点。日伪、国民党和我党都十分重视这一地区。当时鄂尔多斯的抗日形势和政治局势非常严峻，人心不稳，已经有一些蒙古王公投日。为了稳定抗日局势，保障陕甘宁边区的北边门户，同时顺应桃力民地区的民意，中共中央决定在鄂尔多斯桃力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蒙工作委员会，并派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也叫老骑兵团）随工委进入桃力民地区。工委书记白如冰，秘书长高增培，组织部长李衡，宣传部长兼蒙民部长赵通儒，军事部长于占彪，青年主任白成铭，妇女主任白凌云，委员有云泽（乌兰夫）等。6月，中共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到达桃力民地区。绥蒙工委对外不公开，名义上叫八路军骑兵团政治部，白如冰是主任，其他人是政治部工作人员。9月，从红军大学、西北党校、中央民族学院抽调了100余名学员，组成一个骑兵连，开赴桃力民，并入先到的骑兵团，进一步加强了工委直接领导下的军事力量。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长驱直入鄂尔多斯腹地，奔赴抗战第一线，对稳定鄂尔多斯各旗各界人士的抗战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1938年6月，中共桃力民工委成立，书记白成铭，委员白凌云、张治华、杨子华、薛向晨（后以叛徒对待）、王得胜等5人。桃力民工委组建后，利用抗日动员会这个公开组织，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发展地下党员、筹备武装力量。从1938年7月开始，白成铭、张治华深入到发生饥民闹粮斗争的木凯淖尔，首批发展了苦大仇深的曹仓、曹生如、李金贵3名党员。白成铭、张治华调走后，李席昌等从延安中央党校出发，经榆林来到桃力民地区，接替党务工作。至10月份发展了第二批党员，建立了木凯淖尔党支部，曹仓任支部书记，李金贵、曹生如任委员。12月底，又发展了第三批党员。上述三批共发展了28名党员。桃力民工委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输送兵员、动员青壮年参战方面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仅木凯淖尔地区就输送了王福德、贺忠海、高苟朴、乔玉明、刘红才、郝连小、慕福考、曹桂兰等10余名青年男女参军。1939年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调整桃力民工委领导，王得胜接任书记，杨子华为委员。

绥蒙工委抓紧进行建党、建政、建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38年秋，建立起党、团支部30多个。乌素其日嘎、高劳其日嘎、小湖、阿木尔龙贵、脑高岱、巴拉亥等地，都建立了党、团支部。仅桃力民周围，就有木凯淖尔、大克泊尔、木花尔稍、红石头井、五台塔并等5个支部，50多名党员。发展党员均经过严格审查，秘密进行。当时审查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家庭出身历史和主要社会关系，另一条是对党的认识和阶级觉悟。审查基本合格后，再派他完成几次侦察任务，进行考验，然后口头审批，不履行任何文字手续。由于党的工作做得扎实、深入，群众对党、对八路军有很深的感情，所以纷纷要求参加自己的队伍。工委十分重视党、团、青、妇的地方骨干力量。是年秋，桃力民动委会（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的简称，后改为抗敌后援会）选送郝文广、刘文斌等三位当地青年到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

1938年冬，中共中央任命白如冰为绥远省委书记，他带领于占彪、白成铭、白凌云等同志去了大青山根据地。李衡调回了延安。骑兵团也调回陕甘宁边区，只留下一个通信排。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任命赵通儒为书记。对外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驻伊克昭盟联络参谋处，赵通儒是上校联络参谋。陕甘宁边区党委先后派来徐子猷、王万义、李维新、牛刚任工委委员。当时在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三师任政治部主任的云泽同志（乌兰夫）也任工委委员。后套工委划归伊盟工委领导。1939年冬，赵通儒调回延安，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刘瑞森为伊盟工委书记。1940年冬，刘瑞森调回延安，杨一木接任伊盟工委书记。

骑兵团调回陕北以后，伊盟工委在通信排的基础上建立了骑兵三营。牛刚任营长，后由宋飞接任营长。兵源在中滩、黄河沿岸一带解决，每招够一个连，便带回乌素其日嘎进行训练。以抗敌后援会名义，用募捐和收商业税的办法，筹集来一笔经费，购置了一个骑兵营的枪支、弹药、马匹、鞍具。这个营在后来的对敌作战和保卫根据地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桃力民地区不仅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驻伊克昭盟联络参谋处（伊盟工委）和骑兵营，还有新三师、马占山部队（驻扎在神木哈拉寨）、傅作义的部队。还有从热河撤退过来的国民党姜明远的部队，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的蒙古抗日游击军等。这些友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有程度不同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虽然和共产党在政治路线、奋斗方向等根本问题上完全不同，但在爱国、抗日、不当亡国奴这个问题上，却有共同的语言和基本一致的行动。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和他们搞统一战线，把他们拉过来，团结住，从而扩大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也是当时伊盟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

绥蒙工委为了加强对伊克昭盟、河套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在组建桃力民工委的同时，一方面派于占彪带领边万富进行远征武装宣传，一方面责成狄敏达任编辑，创办了《绥蒙抗战报》（油印），举办“干部训练班”，给后来组建包（头）固（阳）工委和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创建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推进绥远工作的大本营，是抗击日寇的前沿核心阵地，是保卫延安的屏障，是大青山及河套工作与延安党中央联络的桥梁与纽带。杭旗鄂旗这片以桃力民为中心的土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发展为一块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决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着眼，把桃力民地区作为抵御日寇的根据地，既是英明决策，亦是历史之必然。

凭借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努力奋斗，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担当了陕甘宁边区北部屏障的历史使命。日本帝国主义对鄂尔多斯虎视眈眈，妄图占领这一战略要地。但是他们的阴谋一个个被粉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其他抗日力量共同构筑了一道强大的防线，使日本侵略者无法南进。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充当了抗日斗争的后援基地。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所需财力、物力十分短缺。桃力民抗敌后援会，便向辖区人民适当地征集粮草、肉食、军马，以及部队所需的资金等，以供应抗日军、政人员的所需物资。除此之外，还向通过鄂尔多斯往来贩运的大小商人，征收商品和货币。当时征得的粮草、肉食和部队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每年平均供应一万名左右党、政、军脱产人员。由于这一带地域辽阔，路途遥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骑兵装备。一万名骑兵对生活物资的消耗，相当于六万名步兵的需要量。这一万人中，除各级党、政工作人员外，还有新三师的部队、八路军老骑兵团、骑兵三营等等。当时将商业税称之为募捐，募捐来的这批钱财，其数字是相当可观的。除了根据地自用之外，还向上级交了不少物资和现款。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各族人民，积极支援抗战，为民族、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试验场和优秀范本。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就开始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主管蒙古族、回族工作。蒋介石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对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采取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争取蒙古族、回族的广大人民，包括蒙古族、回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西工委的重要政治任务。西工委经过认真调研，向中央提交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由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提纲》详细阐述了党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聚居地方自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具体政策。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接着在关中、定边建立了回民自治村，在鄂托克旗的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延安还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志任会长。还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成吉思汗纪念堂”这七个字，是毛主席亲自题写的。绥蒙工委和伊盟工委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领导桃力民根据地的抗战斗争中，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各民族大团结，坚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扶持民族抗日武装，努力做民族宗教上层的统战工作，在实践中检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而且还以成功的经验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在更大范围的实施。内蒙古自治区之所以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越搞越好，都是长期忠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成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