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正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茶向前发展的关键时刻，内蒙古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破坏抗战,制造分裂。同年冬季，国民党当局在伊克昭盟先后设立了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公署、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蒙旗宣慰使公署、察绥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蒙旗三青团特派员办事处、第五区党务督导室等机构不断强化专制统治，压制伊克昭盟人民抗日斗争。国民党军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率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骑七师朱巨林部约3万多人进驻伊克昭盟地区。陈长捷部围攻和排挤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及骑兵第三营，企图建立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北线防共基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避免与国民党发生磨擦的指示，中共伊盟工委同骑兵第三营奉命撤回陕甘宁边区。

陈长捷部在排挤伊克昭盟地区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对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通过政治渗透、军事渗透、经济文化渗透政策，全方位加强其专制统治。国民党军还向牧民强征粮食，甚至搜取蒙古族妇女头饰。陈长捷成立屯垦督办公署，宣布要开垦牧场30万亩，激起蒙古族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普遍反抗。

1943年2月21日，机萨克旗保安队官兵不堪忍受国民党压迫，杀死了追随陈长捷、主使放垦的国民党驻伊克昭盟党务特派员白音仓。事发后，陈长捷不顾多方劝阻，向札萨克旗王府派兵镇压。札萨克旗保安司令鄂其尔巴图决定起义。3月26日凌晨,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400多人，在连长劳赖的带领下兵分三路，向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公署、绥境蒙政会、察绥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等处发起进攻，击毙国民党要员2名，扣捕绥蒙党部特派员等 40 余人，捣毁国民党党部电台。

札萨克旗武装起义得到了伊克昭盟各界和各旗人民的响应，起义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反对在当地开垦土地、拒绝在当地驻兵、减轻派购军粮、按月发给保安队粮饷等四项要求。鄂托克旗保安队也在阿拉庙一带集结，伺机行动。1943年4月15日，乌审旗保安队部分官兵和群众2000余人在大队长奇金山领导下也举起了义旗。三旗保安队的举事史称伊盟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指令陈长捷、何文鼎以伊克昭盟守备军骑七师、二十六师主力进行镇压，札萨克旗、乌审旗起义军民进行了长时间的顽强抵抗。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强烈遣责国民党顽固派屠杀、镇压蒙古族人民的罪行，对札萨克旗、乌审旗的起义军给予政治上、物资上的热情帮助。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札萨克旗郡王沙王派出的代表，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 中共三边地委专门成立了“沙王接待处”，派负责同志把起义军送到安全地带，将起义队伍妥善安置与保护在乌审旗红柳河以南地区。

从坚持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力促伊盟事变和平解决。在军事镇压失败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1943年5月12日，沙王代表起义人员提出和平解决伊盟事变六项要求：陈、何部队立即撤出伊克昭盟；严惩肇事罪魁陈长捷、何文鼎释放被捕蒙胞；赔偿蒙胞损失，救济遇难蒙胞，抚恤被害蒙胞家属；保证蒙胞享有自治权、信教自由及保存风俗习惯的权利；保证蒙胞人权，不得任意更换军政职员和杀害蒙胞；免征蒙胞土地、驼马牛羊及粮食。经过4个月的反复谈判，国民党当局被迫答应将陈长捷撤职，暂缓开垦土地和征派粮畜，暂撤驻札萨克旗王府军队，“宜慰”札萨克、乌审两旗10月初，沙王和起义军民回到札萨克旗。中国共产党促成伊盟事变和平解决，稳定了伊克昭盟形势，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

伊盟事变虽以沙王和起义人员返回札萨克旗而基本结束，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和特务重新控制了札萨克旗。国民党当局在派员组织“宣慰团”到伊克昭盟进行“安抚”的同时，制定了“缉拿严办”札萨克、乌审两旗起义主要领导者劳赖和奇金山的计划。1944年2月24日，国民党特务诱杀了劳赖；1945年2月，又谋害了在乌审旗坚持斗争的奇金山，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1943年对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了，是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的体现。

中共中央在促使伊盟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的态度和行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一贯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