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六大召开时,大会秘书处抽调了一批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的师生，协助做会务工作。乌兰夫等10余名共产党员参与了中共六大文件翻译工作。会议期间，瞿秋白、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专门看望了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青年，介绍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因为李大钊、赵世炎、多松年、李裕智等良师益友已经牺牲，内蒙古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东方大学毕业后留在莫斯科做翻译工作的乌兰夫决定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他给中央领导写信，表示准备在家乡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他还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写报告，表达自己的归国意愿。1929年6月，针对当时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在莫斯科和乌兰夫等人谈话，指示他们回到内蒙古地区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开展地下斗争，并提出途经外蒙古时，如果条件成熟，争取在外蒙古开办一个培养蒙汉革命干部的学校。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马吉尔召集乌兰夫等人，就他们回国开展革命斗争的方法作了具体指示。

1929年6月底，乌兰夫、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佛鼎、德力格尔从莫斯科出发，到达乌兰巴托，见到了共产国际驻外蒙古代表阿莫嘎耶夫和中共党员王瑞符，听取了他们关于内蒙古地区情况的分析，研究了在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任务。乌兰夫等人也转达了马吉尔、瞿秋白希望在外蒙古开办干部学校的建议。双方商定先由乌兰夫等人回到内蒙古，动员和选送革命者，然后在外蒙古开设培训班或培训学校。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阿莫嘎耶夫的部署，成立了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蒙工委)，佛鼎任书记,乌兰夫分管组织工作，奎璧负责宣传和交通联络。1929年7月，乌兰夫等人分成三路,陆续回到内蒙古各地开展革命工作。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到哲里木、热河一带工作，德力格尔到克什克腾旗和察哈尔一带工作，佛鼎、乌兰夫、奎璧、李森、云德胜回绥远工作.准备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1929年9月初，佛鼎、乌兰夫等人在四子王旗乌兰花和武川县白沙泉等地稍事停留，研究了每人的分工，决定佛鼎以黑沙图为落脚点，在武川县、四子王旗、达尔罕旗、茂明安旗开展工作;乌兰夫以归绥为中心,在土默川农村开展工作;奎璧在包头以开烟酒小铺为掩护,建立交通联络点;李森、云德胜承担交通联络任务,在包头附近向黄河以南活动。佛鼎、乌兰夫、奎璧李森、云德胜等还确定了每个活动地区的联系时间、地点和方式。

西蒙工委成员到达预定地区后，佛鼎、乌兰夫、奎璧、李森和原在绥远的吉雅泰等人，在归绥至包头的蒙古族村落建立起一批党的联络点吉雅泰建起了从包头福徽寺到归绥巧尔气召的以寺庙为掩护的秘密联络线。乌兰夫等人还开辟了归绥经百灵庙至乌兰巴托的国际秘密交通线。西蒙工委十分重视党组织建设和发展党员工作，与隐蔽在土默川农村的共产党员贾力更、高布泽博、勇夫等人取得联系，并与已经回国的中共内蒙古特支委员云润接上头。佛鼎以木匠和商贩身份作掩护，对大青山一带情况进行调查,在石拐煤矿工人中发展了19名共产党员，建立了6个党小组。奎璧回到土默川不久，因叛徒告密被捕，8个月后才被释放。

培养干部尤其是蒙古族干部，是共产国际和上级党组织交给西蒙T委的一项重要任务。佛鼎动员亲戚高凤英，又通过高凤英联络部分青年去外蒙古参加学习。乌兰夫与李森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包头“老一团”及家乡土默川一带动员了一批青年去外蒙古学习。1930年2月由佛鼎、云润带队，毕力格巴图尔 、凯力布增、竹格德尔、长元、贾力更等30多名蒙汉族青年先后奔赴外蒙古参加学习。佛鼎走后，乌兰夫继任西蒙工委书记，主持工作。1930年7月，佛鼎带领毕力格巴图尔高布泽博、竹格德尔、金山、贵仲、纪松龄、纪明德、敖特根8人前往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西蒙工委又派共产党员朱实夫护送宝音陶克陶、阿塞陶克陶、鄂尔登毕力格、乌日图那森、阿拉腾扎布等10多名蒙汉青年到外蒙古学习。通过这些努力，为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20世纪30年代初，绥远地区持续大旱，民不聊生。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不顾人民死活，于1931年春颁布了征收锅厘税的法令，激起各族群众的强烈不满。西蒙工委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在有条件的村镇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反锅厘税斗争。乌兰夫和西蒙工委成员深人农村，在美岱召、毕克齐、沙尔沁、把什等 10多个村镇建立农民协会，发展会员100多人。西蒙工委还召集10多个村庄农民协会负责人，在美岱召秘密举行学习会，研究斗争方法和策略。通过西蒙工委的精心组织领导，农民协会领导各村农民统一行动，坚决抵制征收锅厘税，把什村的村民还驱逐了收税人员，反锅厘税斗争取得胜利。

西蒙工委从1929年7月成立，到1937年2月乌兰夫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师中共党务委员会书记止，一直与共产国际、中共西北特委、中共河北省委、中共绥远省特委保持着联系，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运用隐蔽斗争策略，恢复和建立基层党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培养革命干部，壮大了党的力量，为党领导的内蒙古西部地区革命斗争深入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