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策略和任务是联合各族各界各阶层，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起到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必须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就在此前的12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简称《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蒙古民族面临着民族灭亡或民族解放两条道路，号召蒙古民族在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结合实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的一系列工作方针，成为党开展内蒙古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革命和抗日救亡斗争指明了方向。从此，宝塔惠风和畅，越过黄土高坡、跨过无定河谷，传播到乌审旗。在党的领导下，乌审旗气象焕然一新，党的各项工作朝着创建“模范区”努力迈进！

毛泽东主席在陕北（1893年1976年）

（一）《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传播到乌审

乌审旗东南部与陕北的靖边县接壤，既是陕北苏区的北大门，也是苏区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的南大门。同时，乌审旗的地理位置，还是党中央向北联络外蒙古、苏联和共产国际组织的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党在乌审旗的工作已有一定基础，河南地区一片区域已成为解放区，成为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贯彻落实《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具有充分的条件。《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宣传贯彻落实工作，历史性地选择乌审旗作为落地开花的先行区，宣传贯彻落实好《对内蒙古人民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影印件

《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开宗明义，指出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分裂是蒙古民族面临民族灭亡的危险所在，提出团结动员蒙古族各阶层人民同心抗战、粉碎侵略者扶持傀儡政权、维护祖国统一大局、反对国民党欺压、实现蒙古民族解放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航向。《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宣告，民族是自尊的，一切民族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民族的工作方针，从赶走帝国主义的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王公贵族的统治，转变为联合王公在内的各阶层进行抗日。

《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发表，为面临日本侵略威胁、饱受国民党欺压的乌审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发表后，中共中央相继派出毛泽民、高岗、赵通儒、张德生、曹动之、徐子猷、白汉臣、田万生等一批领导和骨干，带着油印的宣言，从三边进入乌审旗的沙尔利格和周边地区，宣讲面临的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蒙古民族不分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为实现民族解放而斗争。于是，乌审旗成为宣言在内蒙古地区传播贯彻最早、最深入的地方。加之《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情感之真诚、情理之通达、关怀之备至，各族人民对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一时间，《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在乌审大地v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反对日本侵略、不做亡国奴开始成为各民族、各阶层的共识，抗日救亡、支援抗战成为人心所向。

《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不仅为党在乌审旗的工作推进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也为后期在乌审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乌审旗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主席在倾心关注内蒙古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同时，把乌审旗的革命事业记挂在心，书信报告多有涉及，几番接见王公贵族、喇嘛、贫苦牧民，还亲自致信孟克乌力吉将大政纲领化作具体意见，指导乌审旗革命。

1936年5月，红军西征解放了定边、盐池。就在这一时段，毛泽东主席就给孟克乌力吉写了一封亲笔信。孟克乌力吉何许人也？毛主席为什么又会在百忙之中致信于他？

孟克乌力吉(1870-1949),又称盟克尔纪，乌审旗人，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长。1929年2月，席尼喇嘛被叛徒杀害，孟克乌力吉接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团长，1931年又被绥远省政府委以旗务帮办，执掌了乌审旗军政大权。1935年5月1日，被那顺德力格尔发动兵变推翻。

红军西征之前，乌审旗东南之邻横山、靖边已成为苏区；西征解放了西南毗连的定边、盐池。这样，边区从东到西扩展到与乌审旗南部的交界之地，个别地方已为根据地，《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宣传和落地施行有了一定条件。毛主席于1936年5月致信曾经掌握乌审大权的孟克乌力吉，重申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和经济、文化、宗教、商业等问题的基本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古、反对国民党欺压蒙古族人民；尊重蒙旗内部事务自行协商解决，不受国民党绥远政府挑拨离间；共产党、红军愿意团结蒙古民族、支持帮助蒙古民族解放，并就边区与蒙地通商发展提出意见，以实现联合相助、共同对敌。

毛泽东主席给孟克乌力吉的信，充分表达了党对蒙古民族自主处理内部事务的尊重和信任、对团结蒙古民族共同反抗侵略、反对欺压、实现民族解放的诚意和主张，既为乌审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指示，也为党制定在抗战时期及以后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全力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精神，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中共乌审旗工委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王公贵族、军队上层和喇嘛真诚相交，细雨润物，使他们对党的政策主张由怀疑观望转变为信任拥护，乌审旗成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民族地区团结抗战中得到有力印证的典范。

（1）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

草原上自古也有异姓结义兄弟的习俗，蒙古族叫做结“安达”，即结拜兄弟。早期党在乌审旗的工作，正是借助结“安达”这一民族传统风俗，采取蒙古族同胞认可并接受的方式，真情与他们相处，打开了革命工作的局面。

按照党中央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乌审旗工委把对有影响力的蒙古民族上层，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重要对象，主动接近接触王府，争取与王公贵族友好相处，为保卫陕北苏区安宁和深入开展鄂尔多斯地区工作创造条件。

1935年夏秋之交，时任乌审旗保安队营长那顺德力格尔等人到陕北苏区拜访高岗。虽因高岗外出未能见面，却有机会结识了共产党人赵通儒。那顺德力格尔随即邀请赵通儒等人到乌审旗，住进了王府，一住就是20多天。赵通儒等与王公贵族们朝夕相见，交往自然增多，友情也逐渐升温。在那顺德力格尔的撮合下，赵通儒等人按照草原交往习俗，与乌审旗第十二任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朗（简称特王、汉名奇德山）及部分仕官拈香跪拜，结成异姓兄弟。赵通儒顺势推动与特王达成苏区与乌审旗互不开战的秘密协定，约定双方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互不打仗。

友好密约签立，共产党人和蒙汉骑兵游击队在西乌审地区活动畅通无阻。偶尔被查，只要说明是赵通儒、曹动之的人，就会立刻放行。牧民们见王府与共产党走得这么近，也开始大胆地接触党的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友好密约，成为党在乌审旗开展革命工作的特别通行证。

1935年底，齐廷珍和杨勤生带着蒙汉游击队来到乌审旗河南地区，通过大石砭庙大喇嘛毛罗扎木苏介绍，和时任保安队营长、掌握乌审旗大权的那顺德力格尔建立了友好关系，齐廷珍和杨勤生向他转达了高岗的问候。那顺德力格尔表示十分感谢。晚上几个人拈香结成拜把兄弟。

1936年春，中央军委二路骑兵团驻到靖边县思佳坬，那顺德力格尔专程前去拜访张爱萍团长、高岗政委，适逢高岗不在，他便和张爱萍等10多人拈香跪拜，结成至交。时隔不久，高岗来到毛罗扎木苏家，那顺德力格尔得知后，半夜赶来。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海阔天空，畅谈古今。那顺德力格尔给自己的部队编写了一首军歌，他把意思翻译出来说给高岗听：

“高高举起解放的旗帜

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

不管他是蒙人或汉人

我们要求光明

我们要求解放……”

高岗很感兴趣，那顺（德力格尔）就一句句、一遍遍地教唱，直到高岗学会。从此，两人成为结义兄弟。

 1936年2月，红军二路骑兵团司令张爱萍、政委高岗率部来到长城区，要在乌审旗选择有声望且思想进步的蒙古族上层人士结识交往。党的地下工作者张金贵随着时任乌审旗保安队副官的奇国贤（蒙名道布庆道尔吉）来到骑兵团驻地思佳坬。当天，在长城区的各方面领导人齐聚思佳坬，为奇国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张爱萍、高岗、曹动之、田万生等与奇国贤杀羊燃香、跪拜宣誓，结为盟兄义弟。交谈中，奇国贤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佳坬之行促成了奇国贤倾向革命的思想，回旗之后为党作了大量工作。

1936年6月，中共蒙古工委通过乌审旗大石砭庙大喇嘛毛罗扎木苏请到昌皇、波罗霍少、新庙、纳林河等庙的大喇嘛到定边考察，受到我党的盛情款待。高岗、毛泽民、宋任穷等与喇嘛们拜结兄弟。在场的九个人在工委院内摆起香案、磕头跪拜、结为“安达”。按年龄昌皇大喇嘛排行老大、达布察克的雅片老二、毛泽民老三、高岗老四、毛罗扎木苏老五、宋任穷老六、宋时轮老七、张兴畲老八、阿尔岱老九；赵通儒扶香领誓，众人跟着重复誓言，开启了共产党人同蒙古族宗教上层的团结互信之交。秋天，毛罗扎木苏应邀去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和接见。毛泽东还送他一支勃朗宁手枪，希望他回到乌审旗后，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有代表性的民族宗教人士到陕北苏区参观访问。

这一时期，通过兵变成为营长的那顺德力格尔也开始了与红军的接触，多次来往苏区；除高岗、赵通儒外，先后还与曹动之、齐廷珍、张爱萍等焚香结拜，为其后投身革命投奔延安、成为“蒙古民族解放的旗帜”识途起步。1936年秋天，白汉臣以货郎身份到乌审旗沙尔利格一带建立联络站，开展地下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1937年正月，白汉臣、郝登鸿、高仲魁、王子义（均为党的地下工作者）邀请当地的阿毛巴雅尔、查哈代等38位蒙古族青年拈香磕头，结为异姓兄弟。这些青年不但在当时开展的秘密革命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有的还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乌审旗保安中队长奇金山（蒙名哈诺墨拉），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通过奇国贤的动员说服，应定边党组织的邀请，前往掌高图会晤高岗、曹动之，并结为异姓兄弟。

随着奇国贤、毛罗扎木苏等与红军的结拜往来，影响了王悦丰等进步人士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很多人主动来到苏区，找共产党人、红军指战员拜把子、结“安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乌审草原开花结果。

（2）做乌审旗王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5月，锡林郭勒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侵略者，成立伪蒙古军政府。针对这个情况，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24日发出《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明确闸述了在抗日救亡新形势下，必须联合各方面武装力量和各族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指出“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应当是民族解放的斗争”，提出“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仅应当团结蒙古广大平民群众，并且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要求党组织采取口头的、文字的、个人联络、结拜兄弟等方法宣传和交往，促使人民觉醒。中共乌审旗工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内蒙古工作指示信》精神，主动到王爷府，做乌审旗王爷的工作。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扩张，乌审旗王爷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简称特王）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控制蒙古族上层的所作所为渐渐感到忧虑和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得罪。对共产党，他一是惧怕“革”了他的王位和财产、二是怀疑共产党的力量是否能够强大到值得他来靠近。为消除他的疑惧，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乌审旗工委从争取、团结的愿望出发，将工作的重点聚焦王府。

1937年3月，中共乌审旗工委派田万生前去乌审旗王府与未曾谋面的特王相见。田万生先找到蒙汉语兼通的旅蒙商、乌审王爷的“拜识”（结拜）王万英，与他拜了把子，请他引见王爷，并帮助做工作。

来到王府的当晚，特王与田万生、王万英坐在－起拉话。王万英首先开场；“共产党派人来，要和王爷见见面，还给王爷带了点小礼。”说着就把带给王爷的礼物拿了出来。田万生接着说道：“我们是邻居，我们那里解放了，还没有来见见王爷，现在才来。”特王见到是自己喜欢的礼物，高兴得眉开眼笑，硬要二人留住两天，他们顺势答应。王爷叫管家收好礼物，特别嘱咐他不能跟任何人说有共产党的客人来。因为国民党在旗里设有党部，住着二十多个特务，专门监视王府与共产党的来往。

夜里，王爷邀请二人打牌，边玩边谈。田万生借机说起自己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王对此很感兴趣。田万生暗示王万英掏出一张蒙文宣传材料，王爷看到后吃惊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王万英说：“这也是我们带给王爷的礼物，从延安弄来的抗日宣传品《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田万生接过话头：“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只要王爷抗日，我们就欢迎和支持。如果让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中国就要亡国，汉人、蒙古人都得当亡国奴，希望王爷发扬爱国王公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传统，响应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同抗日。”特王听后看了王万英一眼，说：“共产党的政策我早有耳闻，团结抗日是好事。可是，我和共产党近了，那边的人就会给我找更多的麻烦。”他边说边用手指着驻乌审旗国民党部方向。田万生接过话题解疑：“如今抗日是潮流。蒋介石消极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发生了西安事变。现在，蒋介石国民党也同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也同意……”王爷重复念叨着田万生的话，然后定了定神说道：“化干戈为玉帛，共御外侮，这就好，这就好。以后我们要互相帮助，常来常往。”就这样，田万生把带去的两捆红色宣传品，作为“重礼”送给了特古斯阿木古朗王爷。

（三）革命领袖与乌审人民心连心

党在乌审旗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让解放区人民当家作主、红军为老百姓求解放打仗的消息在蒙古族民众中广为传颂，他们迫切希望到延安实地看看。1937年3月中旬，中共乌审旗工委组织嘎鲁图、陶利、纳林河等地的牧民组团赴延安参观，原先估计20-30人参加，最后成团竟然多达47人。

崎岖的道路上，身着蒙古袍的乌审旗牧民代表团在中共乌审旗工委田万生等带领下策马南下。初春草原，寒风凛冽，但见大伙儿谈笑风生，马随人意疾步而行，呼出的热气瞬间被甩在身后，他们恨不得为马儿插上双翅飞到延安。途中头一晚抵达靖边一区二乡，一个叫杨登喇嘛的团员病了，第二天出发时决定将他留在当地治病，哪知走出十几里后他又追来，一再坚持要见毛主席，到了延安再治病。

抵达延安刚刚住下，朱德总司令就由中央少数民族工委的白坚同志陪同来到大家面前。朱总司令与代表们一一握手，亲切地嘘寒问暖，了解草地情况。共产党的大官如此平易近人，令大家意料之外更增加了敬仰之情。

第二天一早，白坚告诉毛泽东主席要来看望大家。话音刚罢，主席就进来了。大家赶忙从炕上跳下地。毛主席热情地向大家问候，随之攀谈起来。毛主席说：你们这次到延安，和共产党交朋友，路子走对了；蒙古民族是长期受迫害、受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受国民党的压迫最厉害；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侵占我们的领土，如果让他们得逞，我们都是亡国奴，要家破人亡；我们应当联合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解放。毛主席深入浅出的话，让牧民们深为触动。不知不觉，毛主席竟然和大家交谈了足足两个小时，临走还告诉接待的同志要照顾好大家的生活、安排好参观，并告诫田万生要把蒙古民族的事情，当作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做。参观团给毛主席赠送了一匹黄色大走马、几张狐皮以及奶食品等特产，毛主席回赠了枪支、弹药等礼物。

中央对蒙民来访非常重视，除领导接见、安排好参观考察外，生活上也给予特殊照顾。为了使大家住得更为舒适，中央把参观团的住处从四合院调到10里外桥沟的一处漂亮教堂里。那时，延安的生活十分困难，中央领导经常以小米饭和咸菜度日，但牧民参观团受到了特殊优待，大型会餐不说，一日三餐都有大米、白面和猪肉，没有一点粗粮。

参观团在延安考察了40多天。从延安回到乌审旗后，参观团成员主动向广大农牧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述在延安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号召大家跟共产党走。参观团好多人后来参加了革命，有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在延安，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参观团，欢迎大家与共产党交朋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欺压，牧民们深为感动。一段革命领袖与草原人民心心相印的交往写在了宝塔山下、延河水畔，成为时至今日在乌审草原广为传颂的佳话。

（四）创建“模范区”中的乌审旗

1936年5月，红军继东征之后，又挥戈西征。1936年5月28日，西征红军袭占柠条梁，靠近了乌审旗西南部和鄂托克旗南部地区，毛泽东、周恩来即日电示彭德怀、刘晓等同志，要求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古人民的宣传工作和具体政策，强调“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北线上缓冲带旨在减少敌人进攻乌审的借口，使乌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应对凶恶强大的敌人。中央工农红军解放定边、盐池两县，在保安一带的一些中央机关和党校陆续移到定边来。这里与乌审旗、鄂托克旗相连，两旗的南部已成为苏区的组成部分。开展这一带的工作，必须同时考虑鄂尔多斯地区。就在这个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三边地区成立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蒙古工委），由高岗担任主任，先后有赵通儒、曹动之、贾拓夫、张德生、毛泽民、田万生、白汉臣、郝登鸿、徐子猷、曹布诚、霍适德等在中共蒙古工委工作。

10月，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从开展内蒙古和宁夏回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需要，决定在中共蒙古工委的基础上，组建起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少数民族工委），由罗迈（李维汉）担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宋任穷、宋时轮、贾拓夫为委员，赵通儒为秘书长，受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直接领导。中共少数民族工委下设蒙民部、回民部，蒙民部部长先后由高岗、曹动之、赵通儒担任。同月，成立中共三边特委，贾拓夫任书记。中共三边特委除领导三边地区工作外，还负责指导鄂尔多斯地区的工作。中共三边特委在定边创办了油印《蒙古报》，不定期出版，向蒙古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1945年，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伊盟工委）再次成立后，《蒙古报》由中共伊盟工委接管，更名为《伊盟报》。

在组建机构加强对鄂尔多斯地区工作领导，特别是对乌审旗和鄂托克旗领导的同时，就这一地区的地位作用，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的定位。中共蒙古工委、中央少数民族工委更是以建设“模范区”为目标加以推进。从此，中共乌审旗工委的工作，向着创建“模范区”努力迈进。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共少数民族工委副书记的高岗来到乌审旗指导工作。1937年6月17日，他从乌审旗致信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说：乌审旗是我们工作有基础的地方，反日情绪很好，要动员这些先进分子更普遍地扩大反日运动。把先进的喇嘛、士兵、群众培养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阀的基本力量。他在信中明确提出：“我们首先拟以乌审、鄂托（克）二旗作模范区，来影响再的旗”。创建模范区，成为乌审旗、鄂托克旗及整个鄂尔多斯地区的重要工作。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把乌审旗创建成为“模范区”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共乌审旗工委认真分析面临的形势、时有的工作基础、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对“模范区”建设做出了部署安排。

按照建设“模范区”的要求，中共乌审旗工委相继派鲁富业进入查汗淖尔、葫芦素淖尔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群众，建立党的组织；派白汉臣进入乌拉尔林一带宣传发动群众；派郝登鸿在嘎鲁图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派王德胜在东乌审保安队开展统战和联络工作，说服动员那顺德力格尔营长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列。中共乌审旗工委机关从无定河南的大石砭迁移到东乌审的乌拉尔林，更大范围开展了党在乌审旗的工作，并努力推动各项革命工作走在前列，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更是成效显著，“模范区”的示范作用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