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醒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党的光辉映照着乌审旗，乌审大地上如同升起一轮红日，照亮了各族人民革命的前进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关注国内民族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最低纲领中，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和主张，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党的奋斗目标包括“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等；1925年10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做出《蒙古问题议决案》，对内蒙古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要使蒙古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发展。靠近乌审旗的陕北党组织积极向邻近蒙旗拓展革命活动。党的早期民族政策的远见卓识和陕北党组织的工作延伸，使得毗邻陕北的乌审旗南部地区成为内蒙古受党影响最早的地区之一。

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所做《蒙古问题议决案》影印件

陕北党的组织一方面对进入横山县的乌审旗籍青年学生积极宣传引导，鼓励进步青年投身革命，并通过他们将革命思想带到草原；另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部署开展乌审旗的革命工作，安排党的工作者进入毗邻的乌审旗南部地区，联系结交蒙古族各界人士，宣传红色革命。1925年，中共陕北党组织派人到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秋，高岗等到乌审旗河南地区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对鄂尔多斯开展革命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指定曹动之同志为开展乌审旗党的工作的负责人，这是乌审旗革命史上中共党组织派来的第一位党的领导人。同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在《对陕西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要求陕西党组织要积极开展鄂尔多斯地区的工作，特别是加紧对锡尼喇嘛部队的工作。党的阳光照耀下的乌审大地，迎来了曙光。

节选的《中共中央对陕西问题的决议》

（一）百年“独贵龙”逢春焕新

乌审旗是“独贵龙”运动的发源地。清帝退位、民国肇制，黑暗统治依然如旧。富有反抗斗争光荣传统的乌审旗，“独贵龙”义旗再举，遭到的是更加残酷地镇压，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在血雨腥风中苦苦求索。1920年，“独贵龙”运动领袖锡尼喇嘛出狱后来到北京，接触到共产主义的秘密宣传，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闻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外蒙古人民革命的成功，受到了全新启示和极大鼓舞。1928年，他派人去陕北根据地联系，争取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注入革命元素的“新独贵龙”积极投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的民族革命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和封建王公贵族的围剿下，虽然斗争失败，锡尼喇嘛被害，共产党员李裕智为救援革命军壮烈牺牲，但“独贵龙”运动秉承锡尼喇嘛“我们的朋友从南方（苏区）来”的遗志，将蒙古民族革命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觉醒和解放斗争的时代大潮。

（二）横山一高—乌审旗革命者的启蒙地

横山，清雍正九年（1731年）置县怀远；民国三年（1914年）依境内横山山脉主峰更名；2015年撤县设区，隶属今榆林市。

早年，横山西北以明长城与乌审旗分界。古老的长城自古以来就没能阻断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交往，而流经乌审旗、流入横山的无定河却宛如一条玉带，将两地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横山人跨过边墙来到乌审旗，种植庄稼，养家糊口，跑起买卖，维持生计；乌审人顺流而下进入横山，采买货物，调剂生活，售卖畜产品，增加收入；更有富家大户和殷实人家，将孩子送往横山接受教育。人员流动、物货贸换、讯息传闻，横山早期的革命思潮越过长城、溯河而上，秘密地传播至乌审旗，影响着蒙汉各族人民。

1915年，历经150余年风雨的横山镇柴兴梁村横山高等小学堂改称横山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简称横山一高。横山一高拥有师生400多人，为当时横山县规模最大的官办学校，也是横山的文化中心、英才摇篮，在陕北各县颇具名气。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播，汇聚人文精英的横山一高校园里悄悄流传着《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概要讲义大纲》(萧楚女)、《政治学概论》(恽代英)、《工人与政党》《向导》等进步书刊。1925年，隶属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领导的绥德第四师范党团特别支部派人进入横山一高，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主张，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乌审旗与横山相距虽仅有120公里，但社会发展差距较大，教育尤为落后，家境较为富裕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到一高就读，特别是河南地区，距离更近，且一些家族本身就从横山迁来，相互联系千丝万缕。在该校就读的石作琦等乌审旗籍学生积极参加学潮运动，接触接受进步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带回家乡，秘密传播，奏响了中国共产党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序曲。

横山一高旧址图片

横山一高流传的进步书刊图片（《共产主义ABC》）

陕北党组织不仅注意做好进入横山一高的乌审旗籍青年学生的工作，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到乌审旗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秋，陕北苏区的共产党员高岗等到乌审旗河南地区的沈家沟一带活动，与牧民高宝音图（汉名高占德）、张金贵等结为“安达”。陕北党组织不断派人来到乌审旗，宣传红色革命和党的主张，结交蒙古族朋友，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促进乌审旗与陕北苏区交流往来，有力地推动了乌审旗早期的革命活动。乌审旗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有了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开创了鄂尔多斯地区革命之先河，走在内蒙古革命之前列。

1928年4月，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陕北特委成立，陕北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横山一高党支部将党的工作延伸到乌审旗，发展党员并创建了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也是内蒙古西南部创建最早的责人党小组。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加强鄂尔多斯地区的工作，指定中共党员曹动之为党的工作的负责h。曹动之以放牧、经商打名，在乌审旗纳林河、巴图湾、红境滩等地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点、交通站，组织联络蒙汉人民迸行革命活动，乌审旗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乌审旗有中共党员和党的组织

1927年曹亚华、钱维新等在横山一高建立了横山县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乌审旗纳林河在横山一高就读的石作琦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后来，高岗在乌审旗一带的牧民中发展了若干党员，如武八十、蓝庆山、陶日告岱等，这是在牧民中发展比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1928年5月，横山一高党支部书记曹亚华在乌审旗纳林河秘密发展张云程(张鹏飞)等3名党员，组建党小组开展活动，范希芳(女)任组长，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成立的中共党小组。

1934年2月，中共乌审旗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乌审旗工委）成立，曹动之任书记。中共乌审旗工委直接受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中共乌审旗工委，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旗县级中共党的工作委员会。

1934年8月，曹仲诚在乌审旗掌高图吸收朱振华入党，并在掌高图建立党支部，由朱振华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靖边县长城区委，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成立的中共党支部。

1935年5月，巴图湾成为革命根据地，组建起中共巴图湾乡党委，后改为党支部，王玉贵任书记。中共巴图湾乡党委隶属中共赤源县长城特区委领导，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中共乡级党委。

中共乌审旗工委成立并开展工作，不仅代表着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旗县级党工委成立，同时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乡、旗三级组织体系，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中期就在乌审旗全部建立。

土地革命时期，先有乌审旗籍学生在横山一高入党，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后有一高党支部来到河南发展党员，建立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党小组。随后，陕北党组织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整体推进乌审旗党的工作，党员数量、党支部数量逐步增加，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个乡一级党委，第一个旗县级党的工作委员会，在鄂尔多斯地区党的建设史上创建的“五个第一”，对鄂尔多斯地区的红色革命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横山第一高等小学就读过的乌审旗籍学生在30年代的合影

前排左一谷奇峰，中间郝登鸿，右一郭超凡。后排左一石作琦，左二谷自珍，左三段振江，左四谷思贤。

（四）乌审旗创立革命根据地

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和推动下，随着苏区的扩大，乌审旗南部地区成为革命根据地。在巩固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工作逐步铺开。

（1）乌审旗建立起红色革命政权

从1929年4月曹动之负责开辟乌审旗党的工作开始，特别是1934年中共乌审旗工委成立后，乌审旗党的各项工作进展加快，为政权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巴图湾于1935年5月获得解放。在中共赤源县委和长城特区的领导下，中共巴图湾乡党委建立（后改为党支部），同时组建起巴图湾乡苏维埃政府，设置除奸委员会、赤卫队等相应的工作机构，加强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工作。特别是巴图湾组建的赤卫队，后来发展为民兵连，打仗在边区非常出名，对敌斗争屡建战功，创造过30多人将150多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而自身无一伤亡的战斗奇迹。巴图湾民兵检查站，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绥蒙情报机构的工作点，以公开检查和秘密侦察相结合，为边区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乡苏维埃政府还派干部到河南、沙尔利格、陶利等地同蒙古族牧民交朋友，进一步扩大党在蒙古族民众中的影响，为日后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在乌审旗的宣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乡苏维埃政府还积极为苏区扩军备战，提供支持和保障。

巴图湾乡苏维埃政府不仅是鄂尔多斯地区最早建立的红色革命政权，也是内蒙古西南部地区最早建立的红色革命政权。从1935年开始到1949年解放，一直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唯一政权机构，这在鄂尔多斯地区革命政权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乌审旗创建起革命武装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酷形势，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共产党人深深感悟到，建立党领导的军事力量打击敌人成为当务之急。1928年，曹动之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就开始在乌审旗纳林河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动员纳林河的几位农民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最初仅有十多人，两杆步枪，活动在西沟清河沟、巴图湾一带，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带领群众均富济贫。后活动范围延伸到大小石砭、乌拉尔林等地。1930年7、8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特委活动区域划为军事暴动区，重点是争取国民党部队、地方民团反正起义。

国民党驻柠条梁骑兵团团长高志清的副官柏子强是共产党员曹动之很要好的朋友。1930年，曹动之奉命打入，在柏子强的引荐下打入拧条粱骑兵团当兵。

当时，曹动之正值青春年华，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加上柏子强暗中相助，很快受到高志清的赏识，不久就被提拔为副连长。职位的提升更为他广泛交朋结友、秘密策划起事兵变创造了条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曹动之的所做所为还是引起了高志清的警觉。就在高志清计划对曹动之实行抓捕之时，柏子强暗中通风，曹动之当机立断，将部分战士拉出去，起兵组建起蒙汉骑兵游击队。牧民巴雅尔参加了曹动之领导的蒙汉骑兵游击队，后来担任蒙汉骑兵游击队一分队的队长，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红军巴雅尔”。

蒙汉骑兵游击队转战在乌审旗的大小石砭、乌拉尔林、巴图湾、纳林河、掌高图及蒙陕交界的城川、白泥井、盐池一带。蒙汉骑兵游击队大部分时间战斗在乌审旗南部，打击国民党武装和民团土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动员蒙汉青年参加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乌审旗南部革命根据地存续巩固的重要的武装保障力量。

1934年8月，曹动之领导的蒙汉骑兵游击队被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22支队，曹动之任支队长，吴亚雄任政委。此时，中共陕北特委共组建起27个支队，只有22支队是蒙汉骑兵支队。这支蒙汉民族共同组成的革命武装多次参战，英勇善战，屡立战功。

1935年5月，红26军、红27军在王家湾会师，成立了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从6月到10月，红军克靖边、攻横山、解放杜新庄和黑峰子等地，蒙汉骑兵支队机动灵活配合作战，连战连捷，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立下战功。《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发表之时，正在瓦窑堡整编的蒙汉骑兵支队不但人员增加，还得到了150支枪的补充。一次性补充这么多的枪支，在当时是很少有的。

蒙汉骑兵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充分显示出党对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建设的高度重视，诠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真理，展示出蒙汉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做出的贡献。

随着巴图湾的解放及党的工作向乌拉尔林、巴音柴达木等地的拓展，巴图湾赤卫队、乌拉尔林和巴音柴达木游击队也相继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蒙古民族武装，开始出现在乌审旗。

（3）纠正建立乌审县苏维埃政权的错误

1935年2月，陕北红军粉碎了陕、甘、宁、晋、绥五省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乘胜北上，在横山县境内的苏区建立赤源县工农政府。同年，赤源县在第八区的基础上成立了长城特区，长城特区专门负责乌审旗和鄂尔多斯地区其他旗的民族统战工作。1936年2月，赤源县和长城特区决定仿照陕北苏区的做法，撒中共乌审旗工委，成立中共乌审县委和乌审县苏维埃政府，委派赵成书（赵治元）为县委书记，黄居章为县苏维埃主席，并设置了行政、军事等机构。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上级党组织严肃批评了撤销中共乌审旗工委的错误决定，指出如果在民族地区改旗设县，照搬汉族地区的发展经验，会使统一战线工作发生困难，蒙旗上下层之间也会发生分裂。根据党的指示，2月底，撤销了乌审县制。3月，恢复了中共乌审旗工委。

纠正在乌审旗建立和实行乌审县苏维埃政权的错误，是一次党的民族政策再教育的生动事例。基层党组织和从事民族工作的党员经过此事，对党的民族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同时，在恢复中共乌审旗工委建制的过程中，通过与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的深入商谈和接触，更增进了双方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奇国贤等人也从这件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的了解，从而更加倾向革命，走上革命道路。